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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网 2002-01-24 00:00:00 胡震杰

为了替因举报有强硬后台的单位领导而蒙冤入狱长达四年的丈夫讨回清白，一位没有任何背景的弱女子，面对有层层关系网保护的特权人物，历尽辛酸、屡受打击、长达四年，锲而不舍的以法律抗争强权，屡败屡诉最终将官司打到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终于宣判其丈夫无罪释放后，这位仅仅初中文化的普通女工根据自己写下的十本日记和收集到的大量证据，经过长达九百多个日日夜夜，用滴滴血泪写成了一本长达22万字的上访实录。书中原汁原味最最质朴的演绎了一个现实中的“秋菊打官司”，力透纸背的是一个底层老百姓在强权挤迫下的呐喊，个中曲折读后的令人嘘唏不止。

　　　　　　　　　　丈夫突然不明不白的突然失踪了

　　“你丈夫出事了！赶快回徐州！”

　　1989年11月29日，正在山东替单位要帐的徐州市亚东商场职工朱雪芹突然接到了单位领导打来的电话。

　　“什么？我丈夫？出了什么事？”朱雪芹听后急切的问。

　　“他被抓走了！”

　　听了这句话后，朱雪芹质感到头脑里“嗡”的一声。这怎么可能？自己前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没觉得有什么异常，怎么可能突然被抓起来了呢？

　　“什么时间？谁抓走的？”

　　“昨天下午，可能是公安局的人！”

　　“听谁说的？”

　　“你女儿来哭着说的！”

　　听到这里时朱雪芹一下子惊呆了，只觉得全身一阵阵的直冒冷汗，想着身为徐州市协作公司人秘科副科长的丈夫杨启信一贯老实巴交的，从来也没干过犯法乱纪的事，公安局怎么会抓他呢？不会是讹传吧？可是领导的的确确说是自己的女儿跑过去说的，怎么可能会错呢？于是，不明就里的朱雪芹简单收拾一下行装后就急忙往车站跑。

　　当朱雪芹终于站在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夜幕以吞噬了一切。站在熟悉的家门口，隔着窗玻璃往里望去，屋里黑漆漆的，没有一丝灯光，静静的听不到任何声音，这与往日屋里总是传出三个女儿的欢笑声形成强烈的反差，这让朱雪芹突然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像有一股寒气直透骨髓，于是就连忙急切的敲门，但屋内却没有任何声音更无人开门，朱雪芹顿时慌了，就慌忙一边拍门一边带着哭声大喊女儿的名字，随着她的喊声屋内的灯啪的一声亮了，门一打开，三个十多岁的女儿就猛地扑到她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

　　女儿告诉妈妈她们放学回家后，不见爸爸在家，只见桌上有纸条，上面写着“快叫你妈妈救我！”楼上的邻居告诉她们，爸爸是叫两个穿公安警服的人抓走的，坐的是一辆白色的面包车。“看着女儿递到面前的那张求救书，看着那几个潦草的不象样的大字，朱雪芹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老杨究竟犯了什么罪？公安局为什么抓他？抓走人为什么连个通知也不给？

　　在强打精神安慰女儿“你爸爸绝对不会犯罪，也许公安局抓错人，过几天就会放了他，别害怕，一切有我，我马上就去找人了解情况”后，朱雪芹首先连夜来到丈夫单位的党支部书记付忠名家。她想着作为单位的领导，付肯定知道此事，公安局抓人肯定会通知单位领导。但当付听她一口气把话讲完后同样是既愕然又惊讶，付说他从来也没听人告诉他抓老杨的事。

　　朱雪芹从付家里出来回家后，女儿们都围着被子坐在床上眼睁睁看着她。于是朱就安慰女儿们：“明天我再去找公安局和你爸爸的公司经理郭振贵了解情况，会有结果的，一个大活人，不会就这样无影无踪，你爸平时谨慎小心，能出什么大事？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听了这话大女儿哭了起来说：“刚才你走的急，我忘了告诉你，昨天上午我就去他公司找姓郭的经理问过了，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你爸是在你家被抓走的，又不是在单位，我怎么会知道？又没人告诉我！’。”

　　第一个不眠之夜过去后，第二天早上在把女儿们都打发去学校上学后，朱雪芹来到了徐州市公安局，该局信访科一位民警在听完她的陈述后，立即拿起电话接连拨了几个电话，但最终打听的结果却是：“不知此事，公安局没抓！”

　　听完这个结果后朱雪芹的心立即紧缩起来，明明是穿公安制服的人抓走了他，现在公安局却不知此事，这就严重了，难道有人冒充公安局人员？难道老杨得罪了黑社会？想到这里，朱雪芹失声痛哭起来，管信访的民警见状就忙劝她到说：“先别哭，你再到市察院去问问吧，看他们知不知道？”

　　但在徐州市检察院，朱雪芹打听的结果与公安局打听的一模一样，检察院同样不知此事。检察院一位姓张的处长语气肯定的告诉她“决不是检察院抓的这里没有杨启信的材料，我们怎能随便抓人？”

　　出了检察院后朱雪芹又直奔徐州市政府，因为丈夫所在单位的主管单位徐州市纪委就在市府大楼办公，但在这里朱雪芹连接找了三个领导，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此事！”

　　接下来的几天朱雪芹一个部门接一个部门不听的打听，从信访局到市监察、市纪委、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政府、市委，多日筋疲力尽打听到的却都是：“不知道。”

　　当朱雪芹在第六日到市信访局反映丈夫失踪一事，为又一次打听没有结果而在楼梯旁落泪时，该局一位年轻人突然走过来悄悄对她说：“这事你不要在徐州打听了，你快去省里反映一下”，一脸茫然的朱雪芹忙问他“老杨被抓到省里去了吗？”可这个人没有回答她却突然转身走了。

　　1989年12月11日晚6点，朱雪芹挤上了开往省城南京的列车。因为连日来的遭遇是她有了一种异常的感觉，担心女儿可能会遭不测的朱雪芹这次带上了三个女儿一同前往。

　　半夜十二点到南京火车站后，因为在火车上没有座位而挤出一身汗，现在一下火车突然遭遇刺骨的寒风，四个人都不由自主的打起了冷颤，在省城南京无亲无故的朱雪芹母女四人只好挤坐在候车室的连椅上互相用体温温暖着，一直坐到天亮。

　　当天上午9时，朱雪芹经人指点来到江苏省政府，这时候还不知道该怎么告状的她学着古装戏里秦香莲的样子，头顶状纸和女儿们一起跪在省政府的大门口高喊冤枉，但大门口的小轿车一辆又一辆的从她面前驶过，却没人理会她的存在，最后还是值班的门卫过来将她拉了起来。

　　下午四点钟，朱雪芹展转来到江苏省委信访局，该局的一为姓郭的同志接待了她，朱在一次重复着在徐州不知说了多少遍的丈夫的遭遇，郭一一作了记录，答应给徐州方面联系，叫朱雪芹耐心的等候。晚上，朱雪芹一家四口每人领到去宁海澡堂的休息票，这是江苏省委信访局专为外地来的上访群众发放的，如果不是这张小小的休息票，今晚，再也不必带女儿们去睡车站了。

　　第二天省信访局接待室仍没有任何消息，接待人员让朱雪芹再耐心的等一等，他们说继续给徐州市委联系，并告诉朱在到省公安厅反映一下，让公安厅帮助查找可能更方便一些，并立即给朱一张上面印着公安厅信访局接待室地址的小纸片。

　　在江苏省公安厅局内，接待人员耐心听完朱的哭诉后，交给了朱一封信，并立即给徐州市公安局进行了联系，让朱回去将这封信直接交到徐州公安局信访办。于是朱雪芹和女儿们当天夜里就爬上了北上的列车。

　　　　　　失踪了21天的丈夫终于找到了，但却是在审查站里

　　从南京回来的第二天一早，朱雪芹就急匆匆的赶到徐州市公安局信访室，将省公安厅信访局的那封信交给了接待人员，。接待员打开信封看了一下后立即操起电话一连打了五六个，逐个问知不知道哪个部门抓走了杨启信，但接电方的回答是：“不知道！”。

　　明明是穿公安制服的人抓走了丈夫，公安局怎么会不知道？这里边究竟有什么阴谋？！气愤之下，心急如火般的朱雪芹从徐州市公安局出来后不顾一切的冲出了市政府大院，不顾边喊边冲她跑过来的武警和门卫，跑进办公楼后伸手就推开了一间离她最近的办公室的，看到办公桌前坐着一个中年人（徐州市政府邵元亮秘书长）后当即双膝跪倒，将上访材料高高举起，大声的哭喊着“救救我丈夫！”

　　朱的喊声和举动将邵秘书长吓了一跳，在摆摆手示意跑过来的武警和门卫回去后，邵离开办公桌接过了朱的上访材料，并和几个闻迅跑来的干部一起把朱拉起来让她坐在椅子上。邵秘书长认真听完朱雪芹的哭诉后立即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拨通了公安局，态度严肃的对着话筒说了几句什么，立即，奇迹发生了，。对方竟回答说：“是公安局抓走了杨启信. . . . . . .。”听到这个消息后朱雪芹一下子瘫在了椅子上，丈夫总算有了下落。

　　1989年12月19日，也就是朱雪芹从邵秘书长办公室回来的第二天下午3点，徐州市信访局田局长、市政府办公室科长、公安局刑警大队葛刑警一行3人来到朱家。大家刚一坐下还没有说上一句客套话葛刑警就进入正题。

　　葛：“我是刑警大队的刑警，姓葛。你不是要问三个问题吗？我现在回答你，第一个，你问什么人抓走了杨启信，今天明确答复你，是公安局刑警大队！”

　　朱：“你们凭什么抓他，他犯了什么法？“

　　葛：“犯了诈骗罪。”

　　朱：“绝不可能，他诈骗了谁？”

　　葛：“你无权打听。第三个问题是，他现在被关在三堡审查站。“

　　朱：“我绝不相信我丈夫会犯罪，他是好人！”

　　葛：“有罪无罪不是你说了算的，到审判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朱：“审判？你们现在就知道了要审判？你们抓走他为什么不通知我们？”

　　但葛却不回答朱的问题，站起身来就和田局长和宗科长一起走了。田和宗自始自终没说一句话，但在临跨出门时两人同时回过头来对朱雪芹说了一声：“多保重！”看着他们几个的离去朱雪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虽然葛刑警的态度冰冷、强硬，但毕竟知道了丈夫的下落。从他被抓至今，整整过了21天！在这21天里，自己和女儿背负了多少大的精神负担，跑了多少冤枉的路，甚至每次见到报纸上刊登的尸体招领启事都心惊肉跳！现在自己的心总算放下了因为丈夫还活着，而且就在30里外的三堡审查站。

　　　　　　　一腔热血举报单位领导结果却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

　　“三堡审查站”设在徐州市南三十里外的三堡镇，是徐州市公局专门关押人的地方，全名叫“徐州市公安局审查站”。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随着探望室“咣当”一声刺耳的响声，杨启信瘦弱而憔悴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朱雪芹面前。整整21天了，多么难熬的21 天哪！朱雪芹当即就拉着丈夫的手泪如雨下，而老实本分的杨启信在被整整闭了21天后，猛的见到亲人也立即泣不成声。杨向妻子详细陈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

　　杨启信是在部队服役18年之后1979年转业回故乡徐州的，起初被安置在徐州市物资局工作，次后工作次数变动后于1085年调任徐州市纪委下属的经济技术协作服务公司人秘科付科长。虽然在地方上已经干过几年，可是多年在部队养成的军人特有的耿直坦率和地方一些人圆滑世故的作风往往不能协调，特别是他到公司后不久，一位新经理来了之后，他那种遇事不懂圆滑灵活的脾气就显得越发不和适宜了。

　　新来的领导就是郭**，来自徐州北郊的徐州电解化工厂（今天叫北方氯碱集团），原是那个厂的党支部书记，该厂于1986年春节之前一天夜里发生了一起特大爆炸事故，但在工人尸骨未寒、伤残工人还在哀哀呼救的时候，郭不但没因此受到查处反而拍拍屁股走马上任成为了协作公司的经理，成了杨启信的顶头上司。

　　年仅四十岁的郭**调入该公司不久，就想方设法挤走该公司德高望重的三位副经理、一位书记，将协作公司由原来的集体领导变成了“一元化”的领导，自己集“书记”、“经理”于一身，而且不设副职，是行党务、财权、人事“一枝笔”的大权高度集中制，之后，郭又想办法砍断了协作委员会和市纪委对他的领导权，使协作公司和他本人都成了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特殊人物和公司，直接挂靠到了市委某领导的名下，协作公司也由此升格为“协作总公司”，他本人从科级升为副处级。权利一旦失控，其后果任人皆知。

　　1987年9月，出生共产党员的强烈责任感和对党的一片信赖，军人出身性格耿直的杨启信挺身而出，整理了一份反映郭**私设巨额的小金库、偷漏巨额国税、大肆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的详细资料，向徐州市各级组织进行了署名反映和举报。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这些举报信不久后居然回到了郭**本人的手中。

　　一个小小的副科长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使得郭**异常震怒，一方面立即扣发杨的工资和全部福利待遇，一方面召开公司大会，在大会上咬牙切齿的大骂：“谁举报我，我就叫他断子绝孙、家破人亡，不得好死！”并不时扬言：“市里支持我！我怕谁？”之后，他从公司帐面上拿出一万元赞助公安局做“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又借给公安局某下属单位四万元做生意，并允诺全部报销“破案经费”果然没过多久，杨启信“涉嫌贪污”的“违法事实”便被挖掘出来，其具体“贪污事实”是1986年10月30日，杨启信为帮助王绍江私人谋利，经与王绍江共谋，以王绍江与公司合伙经营海鱼的名义，欺骗领导，将公司的公款20000元擅自挪用给王绍江进行生产拔毛机，案发后仅追回赃款1000元，其余至今未归还。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与该公司经常保持业务的山东省临沐县业务员王绍江当时向徐州市检察院递交的揭发信中说的非常清楚：

　　“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早上，检察院和协办姚秘书开车到我家，说要带我走向我了解一个材料，我问他们是哪里的，他们不讲并告诉我一会就完，结果到路上我认出司机小孟（协作公司司机），他们才说是徐州。到了徐州之后，检察院的张大水和杜庆友、姚秘书请我喝酒，喝酒的款是姚秘书交的，叫我揭发杨启信的问题，他们问了我一个晚上，逼我按他们说的交待，因为没什么问题交待，第二天晚上十点多钟，把我送到扣（拘）留所。说我态度不好。我和协作公司发生过的几次业务往来，86年10月经郭经理同意批准叫杨科长（杨启信）代签了一份购鱼合同他们出资金鱼我们负责购销，按利润分成的办法作这笔生意，指派杨科长带汇票4万元到连云港看鱼后付款。杨科长一看鱼太小，用电话向郭经理作了汇报，说郭经理不同意作这笔生意，把款带回。我和杨科长商议想把款留下买鱼，杨不同意，我们就一同回徐州了。杨当着我的面向郭经理汇报了情况，郭经理同意终止合同。过了段时间，江西李开云要我合伙做拔毛机，资金缺乏，十月底，我就买了虾米、蟹松、二十斤油去找郭经理，向郭经理说明情况，郭说，只要你们定了销售合同，我就出资金。我到殷庄拔毛厂和连云港猪厂签定了合同，他们说暂要一台，另外还有几个单位要，我带着合同在办公室和郭经理商议，郭问需要多少款，我说作一批需用5万元，郭同意四万，结果一问会计，帐上钱不多，只给2万，利润分成还按购鱼的合同分成，我写了借条，郭经理叫杨科长把款汇往江西，结果款到江西后被里赌博输掉后协作公司付书记和姚书记找到了李开云定了还款计划，并还了一千元款，在扣（拘）留所张、姚等一直逼我承认杨科长受了我的贿，姚多次逼我说：不承认就把你扣在拘留所。张大水威胁我说：“凭你态度不好，就可以判你几年刑！”当我说到我私自送郭经理东西时，姚、张就岔开叫谈别的，也不做记录，特别谈到郭经理拔毛机生意做成之后，向我要一辆凤凰26型自行车，我并答应他事成之后把我所得利润分成给他一份，郭经理看我挺守信用的，这事只有咋二人知道，以后资金不够我再给你时，张、姚根本不准讲，说我胡说八道，你再讲你就在这里准备过夏天吧。在拘留所三个月，协作办姚秘书就去过十几次，基本上每次都送烟，每次都叫我揭发杨启信，因为我没有按他们说的做，在二月六号下午两点多钟，拘留所的钟、杨等三人把我叫出，一个踩着我的头，一个踩着我的脚，三个人拳打脚踢，电棒打，至今我腰还疼，打完又把我送回号子里。为了确保法律的尊严、公民的人身合法权力，我向贵院揭发事实的经过。

　　1988年12月26日，经过了长达一年的调查后，徐州市检察院向杨启信宣布了调查结果：两万元的借出，责任人主要在郭振贵，杨启信所工作不慎。

　　检察院的决定作出后，整整被折腾了一年的杨启信不但没因此学会“讲话”，反而更加“执迷不悟”，依旧不断向上级反映郭**的问题，终于导致了这次神秘的失踪，并且失踪在他正在给国务院及全国人大写反映材料之时，失踪在写举报信的书桌旁。

　　　　　　　　　　　为夫伸冤，自己也被关进了拘留所

　　在终于找到丈夫后，朱雪芹的心里稍稍有了一思安稳，但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有迫使她不得不再次踏上漫漫上访路，那就是丈夫在被不明不白的关了21天之后，却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告知她丈夫被关起来的具体原因。

　　于是朱雪芹首先来到了市纪律检查委员室，但在该室里尽管朱雪芹一遍又一遍的陈述和说明事情的经过后，该室的一位主任却仍一边挖着耳朵一边似乎一脸茫然地说：“你说什么？我怎么越听越不明白？”

　　在市纪委上访碰了一个软钉子后，朱雪芹一时不知该去哪里好。这时有人偷偷跟她讲：“你去找***（徐州市某主要领导），看来只有找他才行，如果他答应了，老杨的问题马上就能解决！”并告诉***的地址以及找他的最佳时间。然而当朱雪芹在好心人的指点下，在***所住的彭城饭店连接守侯了四天终于见到了***，口喊“*书记，你要救救举报人！”时，***看了一眼她递上来的材料连接都没接就进了房内。随着这位领导的一个年轻人接过材料对朱雪芹说领导研究后再给她回信，但至今这个回信至今也没有回。

　　这之后朱雪芹又分别去了市委信访、监察局、市政法委，在市委信访局、监察局，工作人员在对朱雪芹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之外对这事真的是一无所知，而在市政法委，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在听完朱雪芹的反映之后，不但说：“给你说了，我不知道！男人叫抓起来了，还到处告，还觉得挺有理的。咋不抓人家？我们也不是专门为你服务的！”，还冷冷地说：“杨启信的判刑！” 朱雪芹听后忙问他为什么，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就在朱雪芹为了弄清丈夫被抓的原因四处反映时，突然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市里以决定把老杨的案子列为大案要案，责成公、检、法三家共同处理，并且指示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办好。起初朱雪芹还不太相信，但没过几天审查站传来消息，市检察院以对老杨“过检”，“过检”就是检察院批准逮捕之前介入的最后提审。

　　听到这个消息后朱雪芹马上跑到公安局、检察院及法院询问，可这些部门的回答却让朱雪芹大惑不解，公安局的答复说是杨启信是检察院叫抓的，检察院的回答根本就不知此事，法院的答复是没有见到杨的材料。而更为让朱雪芹感到迷惑的是，当他于此又在公安局、检查院之间往返无数次之后，终于从公安局方面查找出来的公安局抓丈夫的原因竟然还是因为那两万元。早已经检察院调查并做出了结论的事件，怎么突然又成了抓人的理由的呢？

　　在这种情况下，朱雪芹经人指点决定请个律师，她先是经人介绍找到了徐州市某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这位律师在听完她的陈述后说让她等三天再来，但当三天后朱雪芹如约来到时，这位律师却说：“我这三天作了多方面的调查，你说的都是实话。这个案子很复杂，牵连的人不少，有些还是市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杨启信的举报信得罪了很多人，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伙很有势力的人。这个案子早已内定，徐州的律师是扳不过来的！别说徐州的律师，就是江苏省的律师也不行。”见朱雪芹听完他的话后当场就哭了起来，这位律师又说：“你只有到外地请一位名律师、大律师，这个案子才有希望！”

　　在徐州没有找到敢为杨启信的案代理的律师后，朱雪芹再次来到南京，因为本就不富裕的家里经过这么折腾后早一贫如洗，所以在去往南京的列车上，逃票上车的朱雪芹为了躲避查票，许多时间都是在火车上狭窄腥臭的厕所里度过的。然而当朱雪芹终于在凛冽的寒粉风中到达省城，分别将情况反映到了省信访局、省监察厅、省司法局、省检察院、省廉政办、《中国**报》江苏记者站及当地两家新闻单位后，这些单位在对她家的遭遇表示同情之外同样均表示爱莫能助。在这次的整个上访过程中，囊中羞涩的朱雪芹每顿饭只吃两个干馍，而几乎所有的的夜晚都是在公园里的长椅上过的。

　　在南京上访的第四天，一辆面包车来到正在省为上访的朱雪芹身边，对她说有领导今天接见她。朱雪芹听后激动不已，然而当她上了车后却发现车子一直往市郊区开去，左拐右拐转开了很长时间后竟拐上泥泞小道，朱雪芹突然有一种不详的预感袭上心头，急忙问：“这是往哪去？”“到了你就知道了！”旁边抛来一句冰冷的回答。当车子终于驶进一个大铁门后停下来时，朱雪芹猛的发现这里竟然是监狱！然而丝毫不容分辩和反抗，朱雪芹就被人一把推了进去。朱雪芹霎时只觉胸中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整个胸膛简直要爆炸开来，于是扒住铁门上的栏杆就大骂起来，但没有人理会她。在被迫签署了一份“再不来南京告状”的证书后，朱雪芹于第二天被放出来含泪告别了南京。站在长江边上朱雪芹想到了死，可想到了蒙冤入狱的丈夫和三位未成年的女儿，这念头在脑子里徘徊了一阵子后又打消了。

　　从南京回到徐州后，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春节来到了。然而正当家家户户都开始包饺子、贴对联，到处呈现一派喜气气氛时，腊月二十九日，公安局突然把朱雪芹带到了刑警队，对她签发了一份拘传证，说是有人把朱给告了，犯的罪比杨启信还要大，让朱年初四到公安局报到并且要随传随到。刑警队一位刑警还拿出了一沓材料说：“你以后不要再到上边告状了，看！这都是你告我的材料，这不，全都转给了我！”朱听后惊奇的朝他手里的一叠材料看去，发现这些材料正是她写给公安局长和市委书记等人反映公安局违法办案的举报信。见这些信竟然落在被举报的人手里，朱雪芹蓦然发现自己的身边有一只能遮天蔽日的黑手，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无法逃脱。
春节在种种难以名状的恐惧和悲伤中熬过后，朱刚到单位上班就被领导告知：市公安局给单位下了一项密令，要单位严格控制她的外出，如果她给单位请假上北京或是请假两天以上，不管去哪里，都要及时的给公安局汇报，否则出了问题单位要负全部责任。次后，公安局便开始连接不断的数次传讯朱雪芹（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与此同时，杨启信以被正式批捕送进了北山看守所，但朱雪芹向公安局讨要逮捕丈夫的手续时，公安局的回答是“逮捕证寄丢了。”

　　　　　　　　　　　告状无门，举报人身陷冤狱整四年

　　得知了丈夫被逮捕的消息后，除了不时到看守所看望一下丈夫并暗自伤心落泪期盼这青天再现外，早已对徐州的有关部门不报任何希望的朱雪芹陷入了迷茫之中：下一步该往哪里告呢？

　　正在不知所措之际公安局一位同情她的人急匆匆的找到她说：“你怎么还在徐州跑还不快去北京，他们正在算计着抓你呢！”朱听后大吃一惊，安顿了家务之后当夜就趁人不备悄悄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到达北京之后，朱雪芹在北京上学的妹妹及妹夫的带领下，先后上访了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室和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因为朱雪芹那不出通知书、逮捕证等有关证据（这些证据是她应该得到的，可公安局却没有给他们），这些部门在深表同情之外同样勉为其难。

　　因为深感取证的重要，朱雪芹再次想得到了请律师，并且慕名找到了北京某律师事务所李某。然而当两个月后老杨的案子由检察院转到了法院开始进入诉讼程序，杨佳家人早已交纳了律师代理费并且连为律师下榻的宾馆也安排好了之后，这位律师却在杨家的多次电话催促之下突然以“要到黄山开会”为由放弃了代理此案。

　　李某的弃约对于开庭在即的杨家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然而好人终有好报，就在早以承受不了如此重负的朱雪芹听到这个消息后精神话恍惚之即，在北京的妹妹第二天上午突然打来电话说，经一位在武警部队工作的亲戚推荐，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中国法学会会员、武警技术学院法律教研室主任、教授张汉良愿意代理此案，并将于两天内到达徐州。绝处逢生的朱雪芹闻听此信后大喜过望。

　　两天后张汉良律师果然来到了徐州，因为开庭在即，张律师在开庭前九天内竟然在宾馆房间内几乎闭门不出，一字不漏的研读完整整两尺多高的案卷。

　　1990年10月30日，徐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令人不解的事对杨启信的起诉竟由当初的“贪污公款”、“挪用公款”变成了“诈骗”。从1989年11月29日杨启信被抓，到1990年10月30 日开庭审理，历时11个月零1天里，杨启信的罪名更换了三次。

　　下午两点法庭正式开庭，在公诉人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宣读了“杨启信与王绍江合谋诈骗经协作公司20000元公款，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诉讼书后，张汉良当庭指出：本案被告杨启信的行为根本不构成挪用公款罪。2万元借款的性质即不是一般的无偿借款，也不是有息借贷。王绍江在两次收审期间和捕后的交代中（先后10多次）都始终肯定一个事实就是经济协作公司借给他的2万元做生意，他在还本时还要给公司交四千到五千的利润。公司借钱给王绍江做生意的目的是为了给公司搞点利润，但签订合同缺乏对王绍江及所在单位的仔细了解，以至造成公司的损失。经协作公司经理郭**与王绍江是熟识的，是信任王绍江的。郭**之所以在两万元借款单上签字，也是基于和王绍江以发生的经济交往，而认为王“很实在，守信用”。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并非象起诉书上所说是杨启信“骗取”徐州市经济协作公司经理部经理郭**的同意。杨启信并没有挪用公款归自己所用，也没有挪用公款归他人所用。经郭**给王绍江的2万元属于投资性合伙经营生意的借款，所得营利经协作公司规定分成，杨启信对其营利不得分文。因此。结论只能是杨启信根本无罪。所以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启信挪用公款罪，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杨启信挪用公款的行为事实。

　　令人惊奇的是，当张汉良律师作无罪辩护时，法庭上破天荒的竟然没有发生常见的公诉人和律师的激烈争论，以至于后来张汉良在谈到这件事时无限感叹的说：“自我从事律师工作以来，从没见过居然对律师的辩护没有一句反驳意见的公诉人！”

　　庭审结束后，根据庭审时大白天下的事实，几乎没有参加旁听的人都以为杨启信肯定会被马上无罪释放，然而一个月之后的1990年12月7日，徐州市中级法院的一审结果却是：“被告杨启信为帮助王绍江私人谋利，经与王绍江共谋，于1986年10月30日以王绍江与公司合伙经营海鱼的名义，欺骗领导，将公司的公款20000元擅自挪用给王绍江进行生产拔毛机，案发后仅追回赃款1000元，其余的公款仍不归还。被告人杨启信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欺骗的方法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归个人使用，且又不退还，是被挪用的公款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应以贪污罪论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被告人杨启信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拿着这份完全出乎意料的判决，朱雪芹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清醒之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依法上诉。然而就在上诉书刚递交给江苏省高院短短几天后，陕西省律师协会收到了一封来自徐州市举报信（武警技术学校位于西安），信的大意是说张汉良作为律师，在来徐为贪污分子杨启信辩护期间，肆意报批犯罪分子杨启信，找出种种理由和借口极力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为了让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到处散布杨启信无罪的言论，给徐州市制造混乱。要求陕西省律协对张汉良采取必要的措施。该举报的落款是江苏省徐州市协作公司党组织。与此同时，徐州市纪委也找到朱雪芹，要她在一份题为《与朱雪芹同志的谈话见面材料》的文字材料上签字，该材料的内容是：“省纪委转来你的申诉摘要，要求我们了解杨启信的受报复被关押的情况，根据领导的意见，我们认真的向有关政法部门作了调查了解，看了你丈夫的案卷，查了有关公安、检查的收审、起诉文书，经过调查研究，我们认为：你丈夫杨启信反映经协作公司及郭**的问题，有关部门也做了调查处理；司法机关对杨启信的收审、逮捕、起诉、审判是按司法程序和规定进行的，尚未发现打击报复总是请你签个意见。”朱雪芹看后对此断然拒绝。

　　1991年3月4日，江苏省高级高院作出了（1991）刑上字第1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了杨启信的上诉，维持原判。

　　江苏省高级法院的裁定书刚一下达，朱雪芹就和张汉良律师一起启程赶往北京，将申诉书送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他们坚信法制社会一定会为杨启信讨回公道。

　　与此同时，此案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律师》杂志两次发表文章阐述此案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清华大学教授杨春洗、杨敦先生、最高法院政研室张泗汉先生、最高检察院高级检察员丁慕英先生、最高法院师惠芳女士都纷纷为朱雪芹伸出援手。张汉良律师还以一名律师的身份写就了一份署名上访材料，直接寄给了国务院、全国人大、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不久后，此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发回江苏省高院重审。

　　1993年3月29日，江苏省高院做出了（1993）苏刑监字第8号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杨启信无罪。

　　从1989年被抓到1993年无罪释放，杨启信竟整整坐了四年的冤狱！

　　　　　　　　　往事不堪回首，弱女子书写十年血泪

　　丈夫终于平反了！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接丈夫出狱的那一天，朱雪芹特意买了一串鞭炮放了起来。这是何等难熬的四年啊！

　　官司从徐州打到南京，又从南京打到北京，几年来朱雪芹无时无刻不处在痛苦的煎熬中。丈夫自从被抓走后便停发了工资，全家的生活来源一下子被砍去大半，5口人只有靠朱雪芹每个月75元的微薄工资活命。丈夫在时每个月工资110多元，两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五口之家虽不算宽裕，但经过精打细算不但每天可以买些肉，隔三差五还能改善一下伙食，全家每人每年还可添置几套衣服，家中的老人也一直由他们给钱抚养，而现在凭朱雪芹的工资全家活活命都已经很困难。仅仅是为丈夫送食品每次少说也得十几元，这样算了算就是每周送一次，每月也要六、七十元，一个月工资就完了，自己和孩子怎么活命呢？于是朱雪芹将75元刚领来的工资摊开在桌上，一张一张地数着、计算着；丈夫的仪器要送，自己和孩子们也要活，两者都要兼顾，但仅凭这75元，谈何容易！先顾丈夫那头吧？可孩子们正在上学长身体，吃不饱是不行的；先顾自己和孩子们这头也不行，丈夫无罪坐牢，精神的折磨已经够他受的了，哪能再让他饿着肚子？每周一次的送食品，对他来说，不光是一种物质的接济，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支持！是让丈夫有勇气活下去的最大动力。

　　此外，算上每月必须的房租、水费、煤气费、电费、街道卫生费，日子压根就没有办法活。就在朱雪芹为吃饭问题发愁时，另外一个给服刑丈夫送饭的妇女教给她一套绝招让她度过了难关：粮店里每斤面粉一角八分，每斤面粉能烙出一斤五两烙馍。这些烙馍成了杨启信每周都可以吃到的温暖。

　　随后朱雪芹用省下的钱又买了十几斤辣菜疙瘩腌了一缸咸菜，在青菜接不上的时候就吃些咸菜。为了多买一些青菜，每天她都在下午快要天黑时去市场，这时的菜比较便宜，有时会有论堆卖的，虽然质量次些，但是数量却比质量好的菜多一倍还多，只是肉买不起了，日子一长，孩子们明显地消瘦了，一到吃饭时脸上就布满了了云，朱雪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然而日子却越发的难过。有一天朱雪芹回到家里时见3个女儿呆坐着，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刚哭过，一问才知三个人下学期的书钱和学费现在要预交，3个人的书钱和学费加起来要4百多元。400多元对于这时候的朱雪芹来说无疑于雪上加霜。如果不是后来朱所在单位及一位亲戚伸出援手解了燃眉之急的话，朱雪芹当时真的不知该怎么办好。

　　为了给家里增加一点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三个懂事的女儿来到了一个纸箱厂糊纸盒，在天寒地冻的厂房内，她们每个人的手指天天都冻得裂着大口子。一个寒假下来她们把250元钱交给了母亲，拿着这些钱朱雪芹心如刀绞，糊一个纸盒才五厘钱，这250元要糊多少个纸盒呀？

　　但即使这样一家人的生计仍难以维持，于是朱雪芹就在黄河南岸边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上了青菜和粮食，一家人的生活就此终于有了根本的保障。朱雪芹为救丈夫出狱告了四年，这块土地也陪着朱雪芹一家整整四年。

　　如今，四年的上访终于有了结果，朱雪芹喜极而泣，但与此同时，多年上访告状的经验告诉她，丈夫平反后的落实政策问题将会更加困难。

　　果不其然，杨启信的双脚刚一踏上徐州市的土地，郭**就于当年5月26日以公司名义宣布开除了杨启信。朱雪芹闻听此事后又开始为此上访，在先后找了市信访、市经委、市委、市政府反映都无济于事后，朱雪芹再次来到北京上访。不久后《光明日报》等数家报纸对此发表了内参，徐州市委得知后迅速责成市计委尽快为杨启信落实政策，然而一段时间后不知何故此事又搁置了。

　　1994年3月徐州市人大召开会议期间，朱雪芹向人大反映丈夫的落实政策一事，人大为此专程提出了议案，但依然效果不大。于是朱雪芹又将此事反映到徐州市委，虽然市委对杨的总是没有作出答复，但总算是做出了一点表示，通过了把郭**调节器出协作公司改任市塑料公司副总经理的意见，但意见下达后一年之久，郭仍迟迟不去上任。在这种情况下此事再次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1995年8月，《民主与法制》刊发了《一封举报信，冤判五年刑》一文，文章发表后不久，杨启信便恢复了党籍并初步落实了工作，而郭**也于此后迅速到新职报到去了。

　　从替丈夫伸冤到为丈夫落实平反政策，整整奔波了数年竟然只是这样一个结果，朱雪芹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于是在1997年，在又为丈夫平反后的补偿问题有关责任人的追究问题奔波上访了数年，也仍未有一个妥善的答复和处理结果后，在全家人的一致支持和鼓励下，决定将这八年的辛酸八年的苦楚八年的抗争八年的执著写下来，让历史永远酩记住这真实的一幕，酩记住一个社会最底层百姓在强权挤迫下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呐喊。

　　在经过整整九百多个日日夜夜的煎熬后，一部用滴滴血泪写就的长达40余万字的上访实录终于脱颖而出，朱雪芹给它起了一个最最朴实的名字--《我替丈夫打官司》。1999年12月该书由南方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出版发行的当月，尽管没有进行任何宣传炒作一切都是低调处理，该书还是在广州购书中心（广州最大书市）创下了名列排行榜第12位的不俗业绩！

　　因为书中涉及的所有人物均采用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名真姓，所以该书一经出版后立即在徐州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争相传阅该书并对书中人物发表意见，朱雪芹马上便成了整个徐州市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许多人慕名找到杨家，不为别的，只是想亲眼看一看这个真实的“秋菊”，上海电影制片厂及珠江电影制片厂都与朱雪芹进行了接触，意欲根据朱雪芹的上访经历拍一部电影。但与此热闹场景截然相反的是，书中用真名实姓涉及到的所有相关部门及相关人物，在该书发行直到记者此次前往采访的一年多时间里，竟没有一家或一个做出任何正式的反应。

　　在第一本书出版后的一年时间里，根据丈夫出狱后在平反落实政策时所遇到的一系列遭遇，以及书中诸多当事人至今未得到查处的现状，朱雪芹又愤然挥笔写就了第二本书，目前20多万字的初稿已经杀青正在进一步校对之中，名字还未确定。杨启信在蒙受了如此冤屈并为此整整坐了四年大牢之后，受妻子的影响也准备根据自己的狱中日记整理出版一本书，名字暂定为《我在狱中的日子》。朱雪芹目前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丈夫的退休手续也正在输之中，三个女儿均已长大成人各自事业有成，并且两个大女儿已经都做了妈妈。记者此行在徐州朱雪芹的家中对朱雪芹一家进行采访时，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时刻缠绕在记者身边，那就是温馨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