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电视谈话节目是在正常状态下,以面对面人际传播的方式,通过电视媒介进行大众传播活动的一种节目形态。在谈话现场,人际交流与沟通的效果直接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效果。本文所谈的正是谈话节目中现场人际传播中的语言沟通。
一般说来,电视谈话节目谈话现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双向交流,彼此互动。
2、情境特殊,制约性强。电视谈话节目的现场谈话一般都在演播室展开,许多嘉宾和被采访者会感到不适应,影响到语言和思维能力。
3、即兴谈话,真实传播。除了主持人、编导对节目前期有个大概的把握外,节目录制过程中(也就是谈话进行当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谁也无法预料。
电视谈话节目现场的上述三个特点,都给主持人的语言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主持人应该克服这些面对面人际交流中的障碍,帮助谈话参与者回到常态,围绕预定的话题展开深入地谈论。实现这些有赖于很多方面,而主持人语言中的激励因素是最主要的。
一、口语化
谈话节目中主持人语言应该是在动态的现场产生的鲜活语言,而不是书面语言的“有声版”。因为口语来自于生活的常态,自然、灵活、通俗、生动。
对于说话节目主持人来说,口语化表达使节目录制现场更接近于生活常态。它总是能够很好地烘托出一个自由、平等、开放的谈话空间。轻松、和谐、民主、平等的谈话氛围正是谈话节目的标志性特点。这一点对于当前电视节目中面对话筒套话成堆的现象是何其可贵!
二、幽默性
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消除人际传播中情境的制约,拉近自己与嘉宾、现场者、以及现场参与交流的观众之间的距离,减少传播过程中的内部干扰。幽默可以帮助主持人实现现场的自然交流,激励在场的每个人畅所欲言。
比如在2001年10月10日播出的《实话实说》节目中,崔永元请来了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其中有这样的片断:
观众:您好,米卢先生,我要说一句,在前天我做了一件非常对不起您的事,我侵犯你的肖像权,我在家里画了一张您的油画,现在请大家来看一看。(展示油画,掌声)
米卢:很漂亮。你知道我很英俊。
崔永元:没侵犯肖像权吧,一点都不像。
在这里,观众的“侵犯肖像权”,米卢的“您知道我很英俊”都是典型的幽默语言。而崔永元更是不甘落后,他脱口而出的一句“没侵犯肖像权吧,一点都不像”,把现场气氛进一步推向了一个小高潮。反映了彼此的真诚和随意,语言中透露出一种大智若愚的质朴。
一般来说,幽默对于谈话节目的激励作用除了活跃气氛外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用以纠偏。在谈话节目中,难免嘉宾中出现某种错误认识,如果主持人采用正面批评的态度,于节目语境不符,效果也不好。幽默则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2、控制节奏,缓解矛盾,冲淡尴尬。由于种种原因,在谈话现场有时会出现一些影响谈话氛围的情况,这时幽默是缓解矛盾,减少尴尬、控制节奏,调节气氛的最好办法。
三、合作性
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语言中的“合作性”是有助于彼此交流的重要用语原则。主持人语言的合作性表现在“诚实”和“适度”两个方面。
1、合作性其核心是一个“诚”字。“修辞立其诚”是节目主持人语言中合作因素的体现。在这一点上主持人自身恰恰是个示范,其语言必须实在、发自内心。
有一个反面的例子,1996年《实话实说》节目《结婚的钱谁来出》针对社会上的“啃老”现象进行讨论。根据事前设计,主持人在现场准备问嘉宾孙大嫂给儿子盖的5间大瓦房什么样。估计孙大嫂不好叙述,主持人再说,眼见为实,咱们看看吧。这时,现场的大屏幕会播出节目组事先拍好的5间大瓦房的镜头。
然而在节目录制现场,却出现了这样尴尬的一幕:
主持人:孙大嫂,那5间大瓦房什么样啊?
孙大嫂:你不是去过吗?还在里面住了一夜呢。
观众都忍不住哄堂大笑,主持人也被晾在场上。(见《不过如此》第117页)在这里由于节目设计的原因致使主持人语言失真,有悖常理,导致了嘉宾对主持人“实话实说”的怀疑,节目进展受到影响。
2、主持人语言的合作性还表现在语言的精炼上。主持人尽量提供对方所需的信息,不提供超过所需的信息,不应与嘉宾“争话锋”。所谓“要言不繁”。
崔永元在自己的语言量上有个很好的把握。笔者有个统计,在《实话实说》节目中,每期主持人的语言仅占到总量的十分之一左右。他少量的语言总是用在以下这些“节骨眼”上:
(1)开头、结尾的宣告;(2)对话题层次的控制和引导;(3)对讨论主题的概括、提升;(4)为他人垫话,化解谈话中的语言中断、表达上的不准确等:(5)插科打诨,烘托气氛。
四、针对性
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经常面对不同话题和不同的谈话对象,即使在同一期节目中,不同身份的嘉宾,对于话题的参与程度和方式也各不相同。要让每一位嘉宾都有说话的欲望并且都有话可说,这有赖于主持人语言中明确的针对性。
1、主持人对于话题的提出,要切合对象身份,善于找准对方的兴奋点。
2、主持人在组织谈话时,要有针对性地点明讨论的重点。针对谈话过程中随时出现的兴奋点(比如:众多参与者中观点的矛盾处、不谋而合处或相似处等)通过插话、提问等方式,建立起参与者之间的密切接触。
3、主持人语言中的针对性还体现在对现场语言的准确理解中。谈话是主持人与嘉宾相互影响,相互启示,相互激励的“互动式”交流过程。就嘉宾和采访对象来说,他们至少希望主持人能与自己谈得来,能听懂自己的意思。在此基础上,主持人对现场语言进行恰当的概括和理解,及时地追问、反诘,都将大大有利于节目访谈内容的深化。
由此可以看出,在主持人语言中恰当地添加针对性因素,可以有效地保证谈话顺利进行,确保话题的深度,大大地增加节目的信息含量。
五、非语言符号的运用。
1、主持人的衣着举止细节技巧的运用都应与谈话现场的语境相适合,所有这些又都统一在主持人独特的人格魅力上,因为言行举止恰恰是一个人气质和内涵的流露。谦逊、礼貌、富予同情心、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这些人格魅力因素,直接给主持人带来了观众的好感,产生信任,有利于消除谈话参与者与主持人之间的隔阂,从而彼此融洽交流。
2、非语言符号的运用还表现主持人对外界事物的调度和使用上。
比如:
(1)《实话实说》演播现场内设置了砖头墙的布景,这样在镜头推中景时,给人以主持人与嘉宾在屋外墙角拉家常的感觉,非常亲切。
(2)乐队的现场演奏这对于现场气氛的渲染起着很好的作用,其效果远远超过无数次虚假的掌声。同时音乐也有利于节目顺利的起承转合。
(3)对于嘉宾的选择。普通人与专家、高层人士一起安排在观众席上,打破了传统的尊长有序的概念,更显人文关怀意识,同时也冲淡了权威性对普通老百姓可能产生的心理压力,有利于亲切平等的讨论氛围的形成。
2、主持人语言该如何定位
有观点认为:“所谓得体性就是话语对环境的适应程度。脱离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就没有得体不得体的问题。”①因此,要想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关键是主持人语言的定位问题。主持人语言定位不清,带来的后果是主持人及其支撑它的媒体系统事倍功半,甚至出力不讨好。因此,对主持人语言进行定位是媒体定位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是主持人形象塑造的一个关键部分。在主持人的定位中,要注重四个要求,即受众的要求、节目的要求、主持人个性的要求、媒体类型和播出范围的要求。
电子媒体是服务于大众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受众手中的频道转换器就成了决定电子媒体生死存亡的法宝。因此,主持人语言只有得到受众的认可,才能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先生就曾说过:“培养主持人、塑造主持人、强化主持人形象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人们接受主持人,接受他(她)以及他(她)带领观众(听众)收视(听)的栏目,也就是提高栏目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广告收入增加了--它是一种循环,这样一种因果关系。”
另外,传播学认为,在人际传播中传播内容的同时,也能播出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关系的信息,即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亲疏度的关系,这种亲疏度对传播内容起一定的作用,如果形成“自己人”效应,就缩短了传受双方的心理距离。②为了缩短主持人与受众的距离,形成“自己人”效应,因此,主持人应该充分了解目标受众群及其特点,并在穿着打扮、身体语言等方面尽量贴近目标受众的审美和喜好的基础上,在语言上也要尽量考虑目标受众是否会接纳。
首先,要注意目标受众的年龄特点。比如:年轻人接爱新事物快,逆反心理强,不喜欢被说教,喜欢充满动感和活力的语言。在以年轻人为主要目标受众的节目中,主持人就可以采用一些流行语汇,语言表达方式不能太呆板,说教味道不可太浓。否则,他们就会认为:“这个主持人怎么跟我妈一样?”或者:“这个主持人怎么这么老土?”因而产生反感。
其次,要注意目标受众的知识层次和结构。目标受众的知识层次和结构直接影响到他的接受能力、接受方式等等。比如: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的目标受众,就是有一定知识层次,对现代企业的运营有一定兴趣和了解的人。这个节目中讨论的话题通常是站在世界的范围来思考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经常可以听到CEO、团队精神、平台等白领中通行的词汇,这些语言如果放在别的节目中就不太适合。起码不应该直接运用,应该加以解释。反过来说,在《对话》节目中,解释这些术语,或者用更浅显的方式来表达,又会显得罗嗦,显得“浅”,使目标受众觉得像喝白开水一样,没有味道。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李咏在《幸运52》中屡试不爽的“包袱”(相声中的术语),在西部论坛的《唇枪舌剑龙门阵》中,就一点也没有发挥威力,反而得来冷场的尴尬。这说明主持人不顾目标受众的知识层次和结构,是不能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的。
第三,要注意目标受众所处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在交流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主持人与受众的交流也要考虑这个因素。比如,台湾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凌峰在某届春节联欢晚会上,戏谑自己道:“中国五千年的沧桑都写在自己的脸上。”在观众纷纷大笑的时候,他又对一位正在笑的观众讲:“你笑什么?你长得比我还难看。”这个说话的方式在有些地方或者能够被接受,被说的观众也许只会一笑了之。但这个事发生在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大陆,情况就不同了。被凌峰幽默的观众立刻收起了笑容,一脸的尴尬。
第四,要注意目标受众的偏好。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崔永元,以思维敏捷、语言幽默见长。但正是幽默给他惹来不少祸。这里有崔永元对幽默的分寸掌握的问题,也有嘉宾和受众的偏好问题。有人就是喜欢崔永元的幽默,但有的人就是听不得崔永元的幽默,甚至跟你急。另外,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文人之间交流常常会引经据典,如果不能领会其中的含义会被讥为“没文化!”但跟普通老百姓这样讲话就会被视为“酸”。这里不仅有知识层次差异的问题,也有偏好的问题。
第五,要注意与时代合拍。年龄大一些的朋友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喊大叫的播音方式可能还记忆犹新。在那个年代,如果哪个播音员敢来点亲切,不仅会被戴上“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可能自己和家人的身家性命也会受到牵连。但是,现在谁高声大喊地播音,人们就会觉得非常刺耳,会觉得这个播音员怪异。因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主持人口语也要把握时代的发展和受众审美情趣的转移,及时加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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