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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官场(系列)(闲话机关 直言官场)

丑陋与病态(系列1)
　　
　　 二十年前，“丑陋的中国人”被人狠狠地臭骂了一顿，奇的是，挨骂者不仅没生气，反而对施骂者寄以无比的祟敬和感激。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原来施骂者也是一个“丑陋的中国人”，其之所以骂，只不过是渴盼这个所有炎黄子孙共有的民族，能去其丑陋，光大美丽，更加兴旺发达耳！
　　 这位施骂者自号柏杨，当年以一篇《丑陋的中国人》，让那么多中华儿女如惊睡梦。
　　 二十年后，有一个自称芝麻糊的中国机关人想写一本揭批中国机关人陋习的书。鹦鹉学舌，并不是也想震惊谁，更非自以为学识和才思可比柏杨，只是自认为爱国家、爱中华民族之心不敢稍逊于柏杨先生罢了。而，机关人，又是国家命脉、民族命运的把握者，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动力轴心，是故，机关人的“丑陋”更值得一骂。
　　 柏杨先生不仅是位智者，而且应是位学者。他骂中国人之丑陋，直上溯至春秋战国时代(他把中国人之丑陋全归因于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一点芝麻糊并不一定赞同，但骂“丑陋”之准、之深，却无不令芝麻糊折服)，可见其学识之渊博。而芝麻糊呢，只不过是一小小的机关人，才疏学浅，对机关人之丑陋，只能凭一点直觉、借一点感触、抒一己之思而已。
　　 中国机关人也是中国人，所以，中国人身上的“丑陋”中国机关人身上也具有，但是，机关人又是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故，他们身上的“丑陋”又具有其个性。其“个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其他群体所不具有，二是其他群体虽有但没有机关人那么特别。
　　 芝麻糊试图这样对机关人之“丑陋”的“进化”过程进行演绎：机关人的“ 丑陋”，最初应源生于中国人共有的“丑陋”之一——虚荣。人一旦有了虚荣心这一原动力，就想出人头地，而出人头地的最好方式就是当官，当官能管人啊。如此，虚荣就与“机关”挂起了钩。有了“出人头地”，就又产生了“权力崇拜”这一“丑陋”；虚荣心强的人必然虚伪，虚伪是机关人“丑陋”的第二环节。虚伪又会衍生机关人的另两大丑陋，一是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假、大、空，二是缺乏诚信，相互折台、背后捣鬼等；虚伪的结果必然自私，自私是机关人丑陋演绎过程中的第三个环节。“自私”这一丑陋也衍生出两大“丑陋”：贪赃枉法和骄奢淫侈；自私的下一步就会导致奴性——官大就是娘、给官就是娘。而奴性，又会衍生出拍上欺下和荣辱颠倒之两大“丑陋”。
　　 以上这层层递进的四大环节及其八大分支，共十二个方面，应是机关人“丑陋”之精华。而这十二种“丑陋”又是相互联动、互为因果的，它们川流不息地相互作用，演绎出一种病态的机关文化。而，病态的机关文化作用于机关人，又“激发”和“促进”着机关人的“丑陋”。
　　
　　 中国人虚荣心之强 恐为各民族之冠。刚会说话的小孩就知道头上插一朵小花“排场”，小学生得了个奖状，老远就会向家长汇报，而试卷上的“麻叉”总是捂着不给大人看，这恐怕也不仅仅只是因为怕挨揍。在农村，邻居盖了新房，他家不缺住，也要累死累活地为房攒钱。邻居盖了砖房呢，他就要盖楼房。连两位大婶的“年猪”也要暗地里比拼比拼谁多了几斤。
　　 机关人的虚荣更是了不得。芝麻糊的家乡一个“炳生，几点了？”的笑话，说是笑话，却也是真事。那是手表在中国还很稀少的年代，一天，公社文书“炳生”下队劳动，下的是其舅舅家那个生产队。见其袖子卷得老高，手腕间一闪闪的，其舅父大人也深感荣耀，便问：炳生，几点啦？炳生是先仰头看看天，然后 再低头看看表，以后又抬起头曰：九点啦！乡亲们都禁不莞尔，至今，还是互问时间的一个典故。
　　 想来“ 炳生”当时戴的不过是一块假表或者坏表。时至今天，机关人的虚荣又有了“新的更大的发展”，假文凭、假学历到处乱飞，明明只是个高中生甚至只是个初中生，履历表上居然成了“研究生”。为了“争”一个只不过几十来元钱的职级，能争为“世仇”、争到退休。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排名不分先后”，一看到句话，芝麻糊就想笑，明明排名已分出了先与后，你注上一句“排名不分先后”就不分先后了？连公众媒体都这么来着，深怕挫伤了机关人的虚荣心。这也说明，中国机关人的虚荣已不是一般水平了，连公众媒体都怕了它呀！
　　 虚荣本身并不一定是个坏东西，如果不过分，还能激发积极性和创造力。但机关人的虚荣心往往容易膨胀、容易走向极端，忍不得别人出成绩、出成果，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进步”。于是，便出现了死要面子、知错不改、推卸责任，出现了“小报告”、出现了背后“捅刀子”。机关人的“比”还有点古怪，涉及到功利，只比近不比远，对面单位二十岁小伙子当处长他不比，只和同事比，同事三十九岁搞科长了，为什么我都三十九岁半还是副科长？更不用说“放眼世界”了。机关人的比，有时还很离奇，他是一个小科长都搞了一个十八岁的“二奶”，我这局长岂不是该搞个十七岁的“三奶”？成克杰、胡长清那样的大官都能搞“小蜜”，我这个芝麻大的小官还不能“蜜”它一下“蜜”？
　　 机关人的虚荣最容易发展成权力崇拜。追求权力就只有当官，所以机关人总是小心翼翼，既怕触犯上司，又担心得罪同事，看似兢兢业业，其实他只不过是为“官”而低头做人。有的机关人，一辈子都在为那个一官半职奋斗。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也并非是为了当官捞钱、享乐，但也谈不上什么“为人民服务”，其目的很单纯，就是为当官而当官，似乎很盲目、很可笑，其实，“当官”已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不久前，公事到一乡镇，遇一已退休的乡镇干部。席间，其自我介绍：是“副科”退休的，在乡里能“混”到这样也不错了云云，并特声明退休前解决的是副科，而不是“副主任科员”，一脸满足感和得意状。机关人的“副科”与“副主任科员”，职级相同、待遇相同，区别为，前者是“实职”，后者是享受“同等待遇”。都退休了，还在因退休前夕得的“安慰”是红纸封的而不是黄纸封的沾沾自乐，这类“机关分了”与孔乙己之类的“知识分子”恐也没什么大区别。权力崇拜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对“官”顶礼膜拜。对“官”的顶礼膜拜表现在，面对比自己“小”的官是高人一等，优越感颇甚，在平民百姓面前就更不用说了，但在“大”官面前就低眉顺眼、惟命是从。官饭桌上的座次问题就是一例，别看他今天上座，如果明天来了个比他大的官，你就是用手铐铐他到进牢房，都绝对会比铐他到上座容易些。
　　 权力崇拜的心理导致机关人，比的是“官”当的成绩，不比工作的业绩；比的是“谋官”能力，不比工作能力。谁的官大，谁的能力就大、谁的水平就高。至于唯上司之命是从，不管实际情况、不问黑白是非，那是自然的结果。
　　
　　 虚荣前进一步就会前进到虚伪。机关人的虚荣并不仅仅是普通百姓那样只是为了面子，其中还掺杂许多其他因素，所以从虚荣发展而来的机关人的虚伪就会比一般人的虚伪更“虚”更“伪”。西方的一个名人说了一个名句，叫做男人与女人间没有真正的友谊。其实，机关人之间的友谊是真要大打问号的。机关人间互相防范、互存戒心，很难有知心话语。常听人说，机关人没有真正的朋友，说这话的人自己何尝也不是在防范着他人？面对机关人，如果你真想获得一份诚信，付出一片真心，人家不仅会避逃三舍，还会送你一顶“不成熟”、“孬哄哄”的桂冠：这个芝麻糊都三、四十岁了，怎么还跟一个小青年似的！
　　 听芝麻糊这样说，你可不要以为机关人是“老死不相往来”，相反，机关人个个都是“见面熟”，开过一次会、吃过一次饭，下次见到，老远就会伸出双手、问寒问暖，如遇几百年没来往的老亲。但你别把他的热情当真，顺手人情的事也就罢了，如你托个他有点为难的事，你找他一百趟，他会有一百零一个让你“等一等再说”的理由。但，从来不说“不行”。“酒桌上讲的话不算数”，这句机关流行语你总不致于没听过吧？这话想必你自己也说过。还有，机关人托机关人办件事，总是不停地唠叨，“你不能以为我酒喝多了，我讲的是真的，你一定要把我的事放在心上”……这样的场景你肯定也没少见过。
　　 虚伪者往往爱说假话，虚伪之于机关人，说假话更甚，更甚到至如家常便饭、从不脸红。桌面上与你大谈反腐倡廉，桌肚下伸手掏你口袋；每一次政治学习，“思想素质都有了新的更大的提高”，也不知其原来低到什么程度；天天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不离口，你若出一道“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什么”的填空题，保管他答不出来。反之，你若说了一句真话，他立马扣你“不爱学习”、“政治有问题”的帽子。机关人说假话，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至把它当作在机关生存的一个基本技能。
　　 虚荣是华而不实，虚伪则是作伪、做假。从华而不实到做假也是一种递进的关系，机关人虚伪的陃性表现在工作上，就是爱做假。做假，就是搞形式主义，不是一般爱“做”，而是大做特做，做到是最后机关人自己也把它当作真的了，真当作一件重中之重的大事来做了。
　　　 形式主义在中国机关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先人毛泽东同志就曾特撰《反对形式主义》一文，可惜仍没能稍止其蓬勃发展之势。早年有大办钢铁、大放“卫星”，一亩水稻能产万斤，稻稞上还有一群小孩在翻筋斗。有一极富时代特色的诗配画，诗云：高产稻穗入去霄，伸向天河当鹊桥。牛郎织女来相会，人间运比天堂好。画面：几个人间仙女坐在稻穗上梳头，羞盼天上牛郎。形式主义也分层次和档次，开会，是小儿科，大小机关、大小官员都能为之。搞形式主义，也要有能力，不然会落俗套，同时也是要票子的。若单位没钱，加之组织部门塞来的又是个很“囊肌”的领导，那就只好在“会”上下下功夫、搞点花样了，“周一例会”就是一个典型。
　　 有气派、有权、有票子的单位领导，玩起“形式主义”来，势子很大。安徽阜阳不是有个“国际机场”么？虽然没有国际飞机飞，能招来几只麻雀在杂草中盘旋两下，也挺有诗意的嘛。
　　 机关人的形式主义有时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比如，机关人的拿手好戏是检查评比，检查应该是检验、查阅真实情况如何之举。可机关人的检查呢？办公室总是先接到通知：某某日来检查，请作好准备。事先都通知过了，都让人家作好“准备”了，不知道还检查什么？最蹊跷的是精神文明检查，通知过后，再去摸你窗头可有灰。悲乎，想我堂堂中华的精神文明创建就等同于小学生打扫教室么？
　　 形式主义祸国殃民！败国家财力、坏党和政府形象，殃百姓权益、伤机关人员工作激情！其绝对比贪污、受贿行为更腐败，因为贪污受贿者总还要偷偷摸摸地干，而且形式主义却明目张胆、大张旗鼓、愚人视听、轰轰烈烈！
　　 形式主义可谓机关人之虚伪陋性的孳种。虚伪的下一发展阶段是自私。
　　
　　 自私是什么东西？自私的本意是，自己的东西，私之。私之，就是不愿给别人、让别人分别享。不过，这种形态的自私只能是最低级、最原始的自私。自私发展到后来是，不仅自己的东西私之，别人的东西、公众的东西也要“想方设法”私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私。而，由于环境――条件因素，文化――心理因素的影响，机关人之“自私”远较一般人为甚。比如，普遍民众若被人指为“爱小便宜”，总感不好意思，以之为耻，机关人占国家的便宜、单位的便宜，反正是“公家”的，事不关己，便很少有人说闲话，也都不以之为耻，这便是文化的因素。另外，普通百姓要“占”，就必然“占”到他人的“自私”，必然会遭到特定的“他人”的反对，而机关人所“占”的是国家的，不只是不会有人吱声，“占”起来也方便的多、容易得多，这便是其“环境”条件。环境因素与文化因素相结合，助长、怂恿着机关人的自私。
　　 自私者做事、做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绝不肯及自己的利益，偶尔利益受损就总想板本，亦或，能奉献了一点利益，目的是在于获取更大的利益。这种人机关里多的是。
　　 机关里的“乐于助人”其实是很少见的，比如捐款，如真有扶贫济困之心，自己私下何不捐，私下捐之不就得了？机关人之捐，一是因上面有“要求”；二是因不捐则“榜上有名”，会显得“不上进”，影响“前途”。自私者自然无缘公正、公道、正义。一件事件，如有他人请托机关人办起来就绝不会一样，如遇上司干预，则更面目全非，所谓原则、规定，都只不过是写在书上、贴在墙上的东西而已。纪委书记不敢监督党委书记，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领导体制有弊端，而是缺乏正义之心，不敢坚持原则罢了，是自私自己的利益也。不然，真监督，书记又能拿纪委书记如何？“官帽”也不是书记能动得了的！原则的东西都不坚持，就更不要期望他能为一个普通百姓的冷暖，去与人动什么“干戈”了。
　　 自私者必然贪婪。一次，芝麻糊在街头一小摊吃早点，与某局办公室主任父子俩同桌。刚坐定，摊主便拿出一油腻腻的算术薄本问其中的父：“×主任，你这账我什么时候去结？”，其“父”答：“这段时间没钱，你放那放着”。然后，埋头便吃，吃的是一种汤圆。吃完，把嘴一抹，“再拿两袋(生的)”。其子在旁又道：“奶奶就喜欢吃这种汤圆了”。乃父又曰，“那拿四袋吧”。然后，提上四袋汤圆与其子双双把家还了。小摊主又摸出油腻笔记本记上一笔。
　　 小小的一顿早点都挂帐、挂“公家”的帐、挂的那样麻溜，想来该主任经常吃这种“公家”埋单的早点；不仅自己吃，还要带儿子吃，不仅带儿子吃，还带回家孝顺老母，小小一个办公室主任一家的早点竟全由“公家”包掉了；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满街商店里都有的小小一袋汤圆的光都要沾，可谓“爱占小便宜”到极点、不要脸至极点，怪不得中华大地上能出现机关人把办公楼吃掉的奇闻；一袋汤圆的“光”都要占者，如有占“大光”的机会你想他会不会放过？明知其爱“占便宜”却委以办公室主任，专管吃喝拉杂睡，难道是取其会“会占便宜”之长处？更危险的是，下一代的接班人已培育出――其小儿口吻不是已认为占“公家”的光很天经地义么？
　　 小小早点的便宜都有得占，那就无怪中国机关贪官倍出，成克杰、胡长青、王怀忠们谁不是日进斗金？还都是受党教育数十年的高级领导干部呢！而且，经常是一抓一窝、一大串，贵州那样的“蛮荒荒地”，不是也出了个“贪官集团”么？“司令”麾下“将”官、“校”官一大溜。
　　 贪婪与胡作非为总是分不开的，贪官常为了一己之私、一己之蝇头小利而坑害国家、坑害百姓，贪官受贿十万、二十万就能给国家造成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的损失，赖昌星的“红楼”故事早己家喻户晓。报上曾登过这样一则奇闻：某公安局刑警大队为谋年关“福利”，在县城开展“扫黄捉赌”大扫荡。正欲将在某歌厅缉获的“小姐”押回“审讯”时，城关派出所长突带来一拔人民警察，在大街上上演一幕“英雄救美”的惊喜剧。民警对刑警，“枪”拨弩张，形势万分危急，最后，还是该局副局长出面“调停”，才以派出所“赢得美人归”而告终。原来，该歌厅有派出所所长的“股份”。
　　
　　 在机关，一切以“我”为出发点者，必然处处、时时、事事以“官”为中心，因为，只有围绕“官”转，才能实现“自我”。处处、事事先“官”而后为，久之必然培就很深的奴性。机关里，奴性入骨、浸髓者多的是。
　　 奴性与服从领导、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完全是两码事。中国古代有一种男人，他的“家伙”被人一刀割掉，所以他便成了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人。这种人不仅唯主子之命是从，主子的吃、喝、拉、撒、睡，他全包了，而且“包”得津津有味。这就是所谓的“净身为奴”。现代机关中有的人虽没净身，其奴性却犹过古之净身者而无不及。在那些明未净身实已净身的机关人心目中，手头的公事、百姓的大事，统统轻如一根毛，上司吃、喝、拉、撒、睡，玩、耍、嫖、赌、抽，才重如泰山。领导的屁是香的，自不必言，领导说辣椒是甜的，他立即就会买来一大筐，当大伙的面熬水当糖喝。古之净身者，多因家境贫寒、缺衣少粮而走投无路者。现代净身者，可都是手捧“金饭碗”的体面人，他们从不以“净身”为耻，鞍前马后乐癫癫，主子的一语夸赞就是他们永恒的追求。
　　 “三陪女”当部长曾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其实，别看机关人现在是一幅瞧不起她的样子，如果我们假设这位“三陪女”同志并未倒台，还在当她的部长，那宝马香车前后还不是照样围着一大圈人？她的讲话照样是重要指示，她的决定照样是英明决策！我们还可再换一种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你的周围就没有“三陪女”部长么？相信大伙周围有些人之“长”的来路，并不比“三陪女”的部长来得高尚多少，大伙还不是照样喊得亲热，媚得火热？
　　 有些人，孝顺上司绝对强过孝顺亲爹亲娘！这就是机关人的奴性。
　　 拍上、媚上，是奴性之必然。拍上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处处低声下气、时时卑躬屈膝、事事奴颜媚骨，心理未免就有点变态。变态了，他就会欺下，他也要尝尝奴役别人的滋味、使唤他人的威风。欺下，又是寻求补偿之变态心理的必然结果。奴性强的人一旦博得了一顶官帽，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是自然的，那时，他还肯定要欺下。至于欺服小老百姓，那就更不在话下了。现实生活中，我们随时都可能遇见“狗仗官势”欺辱百姓的事例，媒体上暴露的更多、更典型，在此，不再举例也罢。
　　
　　 机关人的虚荣、虚伪、自私、奴性及其诸衍生品，构建了机关人之“丑陋”的全部。只不过，机关人身上的各种“丑陋”，并非象芝麻糊笔下写的这样层次分明，而是，各“丑陋”之间相互作用，互相能动的。各种陋性在一些机关人心里不停地运动，最终发生质变，致其以耻为荣，是非颠倒，论为一种地地道道的变态。
　　 某教委招生办赵主任，三年敛财五百万。与大贪官们相比，区区五百万元也不算什么，奇就奇该主任同志所敛钱财既不存银行，也不花天酒地，更不告之妻儿子女。钱财带给他唯一的享受便是，每当夜深人静、家人睡觉时，他便把塞在柜橱、衣被、墙角里的战果搬出来独自清点，其乐趣竟只在清点之中；某市县处级“老先进”张同志，勤于嫖娼。勤于嫖娼者也不鲜见，唯此君嫖娼还要写心得，几年下来，竟记得厚厚36本日记，其与三陪女淫乱的细节，竟比黄色书刊还黄；机关人嫖娼者大有人在而毫不稀奇，某市竟有40余名党政干部群体嫖娼，为还击“日寇”、报复小鬼子“珠海买春”乎？可是好象诸君未到横滨、大阪而只是在国内贼头贼脑呀；因仇、因情杀人放火者也不乏其人，南方某省环保局副局长为当“一把手”，竟出巨资雇佣杀手谋害局长；交通肇事乃司空见惯，肇事后逃逸的也不乏其人，北方某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将一农民右腿半截齐茬碾没后，闻讯另驾“官车”赶至的另两名“公仆”，看也不看正在“淌血”的农民一眼，将张君接上官车就扬长而去，致农民竟因血尽而亡；与张副部长有同乡之雅的另一名“公仆”，在一理发店足疗时，因与女服务员发生口角，便狂言“能出27000块钱包你一晚上”，并喝问女服务“信不信”。随后该“公仆”真掏出近万元现金猛撕，别人劝阻不仅不听，竟还叫嚣“让那个服务员跪下，我今天撕多少钱就让你们给我陪多少钱”；在机关，“老婆基本不用”的人并不在少数，老婆被别人用了的也不鲜见，但丈夫亲自将老婆送给别人享用，总还是一个障碍。某市商业局竟有一位能突破此障碍的柳君，先是亲自将妻子推向正在跳舞的上司之怀抱，在妻子表示反感后，又亲自将妻送到正在卧室等待的上司之淫窝。最后，终实现其“绿帽子官帽”的远大目标，踌躇满志地当起了局长。
　　 这些官员的丑陋行径、令人恶心的行径，难道不是变态吗？只不过大家还不这么认为而已。发生少数机关人身上这种变态，其实是机关人之丑陋积淀的一个表现形式。而这些官员的“丑陋”又大部分都是因其他问题，比如因经济上的问题牵扯而暴光，反之，人们不能不想的是，如果其违法犯罪行为尚未被发现呢？他显然仍会是一个光彩而圣洁的人民“公仆”。另外，能被媒体披露的总是特别典型的，总是少数，这就不能不令人猜想，还有多少“五十步”、“四十步”、“六十步”之丑陋者，仍游戏于我们的机关队伍中？
　　
　　 为什么一个精英群体竟孳生出那么多“丑陋”，这就涉及到一个病态机关文化问题。
　　 病态机关文化主要包括，权力崇拜、公权私占、形式主义、腐化堕落、庸俗的人际关系等机关病态心理和思维，它是机关人丑陋之人性滋生的一种文化现象。
　　 有两则新闻很值得一读：一是某县财政局长赵某因公到省城出差，当晚召妓欢宿，次日却欲在嫖资上耍赖，被妓女喊来男友一顿暴打，丧命。事后，该县领导对赵的定性是“因公出差，以身殉职”，并公开礼赞赵“无论做人还是在工作上都是楷模，是人民的好干部、好公仆”。芝麻糊认为赵公因嫖致死本也不是什么新闻，是新闻的应是该县领导事后对赵的鉴评上。“因公出差”还能挂上点边，“以身殉职”就不知殉的是何职？说是“楷模”，也不能是否定，焉知不是该县领导的楷模？但强加到“人民”头上，就不知有哪位“人民”会认为赵是“好干部”、“好公仆”？另一则是，某税务部门因款待来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便让本单位一名年轻女同志陪酒。该上级领导酒量甚宏，大概见到女下属酒量又更宏，专找女下属碰杯。可惜该税务局党组安排此女来陪酒只考虑到姿色而未思考到酒量。该女平时向不沾酒，但在党组眼色的压力下，只得喝，谁知一喝竟香消玉殒。女子喝酒身亡，也并不是什么新闻，此新闻的价值在于，上级是来检查工作的还是检查酒的？为什么上级来人就需要人陪酒？为什么还得要漂亮的女人陪酒？而为什么上级领导又真偏偏爱与漂亮的女人拼酒？这两则新闻反映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机关人中正弥漫着一种病态的机关文化！
　　 中国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说，高层经多方论证出台的重大决策，到了地方总会被一些“歪嘴”官员念“歪”。为什么要“歪”念呢？想来应该是这些政策触犯了地方官员的利益；“形式主义”俯拾皆是，为什么一些官员热衷于形式主义呢？首先是搞形式主义轻松，其次是搞形式主义能捞到实惠，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搞了形式主义者不仅受不到制裁还能捞到升迁的政治资本；为什么“跑、吵、要、买”现象严重？因为通过这些方式真能弄到“官”！按说公务员应该是很体面、很轻松、令人羡慕的职业，可现有机关中出现了一种“人才外流”现象。为何？因为机关人妒贤嫉能，讲真话、干实事的人不仅难有“进步”的枘还不时受到排挤。“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顺蛋的”现象，不可否认地在机关存在着；一些官员为什么敢胡作非为？就是因为他从不认为他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而是认为他管辖的“地盘”就是他的家天下，他想干啥就干啥；有些官员不仅公然带着“二奶”、“三奶”出入各种场所，竟然还认为谁包的“二奶”年龄越小就越有“成就”，官员“比拼”二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病态机关文化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说到底它又是机关人丑陋的劣根性催生的。反过来，它又有力地激发着机关人的丑陋。两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生生相息。“丑陋”和“病态”愈演愈烈。
　　病态机关文化实已形成一定“气候”，已到了值得引起警醒的时候了。值得欣慰是，“丑陋”和“病态”问题已引起中国高层和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以德治国方略的确立，以及，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责任政府”，官员问责任制等，矛头直指官员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即，机关人人性丑陋的一面)和机关作风、机关风气(即，病态的机关文化)；各类大要案的频频暴光，说明中国高层不仅铁腕治官，而且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不遮不掩，敢于自揭“伤疤”。
　　 腐败和说假话，正是丑陋的机关人“创造”的病态机关文化的两个具体体现，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其用的是“比较普通”的评语，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更专此撰文剖析。这应该是一个声音，一个向“丑陋”和“病态”发起进攻的声音。
　　 这一声音，应是国家和民族的福音。唯摒弃低俗、弘扬正气，激活扬清、强力惩腐，国家和民族才有更大的希望，才能不败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