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魔鬼增长靠的是“压榨”劳动者

[财经报道] 12-26 17:21

客观地说，目前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有着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因素在内，然而，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换言之，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即使是由自然禀赋造成的，也不占重要地位，而更多的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

劳动力的价格之所以长期低下，事实上跟国家采取的“竞次”策略有关。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要获取竞争优势，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另一种则是以人为压低工资、放任环境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

应当看到，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0多年中，无论是国家的科研和教育投入，还是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都长期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这种情况下，经济还能取得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因素即是人为压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所以，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比较一下日本就更清楚了。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显然，单用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无法解释的。因为无论是日本还是印度，其人口密度都要比中国大，而内部市场潜力又要比中国小。

中国用超低的劳动力价格，是否换来了强大的竞争力呢？没有。统计显示，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

可见，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且非常脆弱的比较成本优势，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换取的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借口避免工人失业而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而采用这种有悖人类文明的竞争手段，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绝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吴敬琏：中国人在卖“硬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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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体制留下的四大遗产——政府掌握重要资源配置权力、以GDP标准考核政绩、资源价格人为压低、生产型增值税——是阻止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障碍，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
　　二十多年来，中国在体制改革上有很大成就，但一些很重要的市场经济子系统仍没有建立起来。
　　旧体制的遗产保留到现在，成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体制性障碍。只要这些遗产还存在，旧的工业化道路和旧的增长模式就可能死灰复燃，自发地走到老路上去。
　　旧体制四大遗产
　　旧体制留下了四大遗产，一是政府仍掌握重要资源配置权力。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含义就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
　　比如，银行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政府的附属物。现在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而银行的信贷行为受到各级政府官员很大的影响；再比如，从农民那里征来的土地，配置权力在政府手里，基本上不通过市场配置。
　　二是以GDP为政绩考核标准。看一个地方的政绩好不好，首先看它的增长率怎样，看它物质生产部门产值有多大。这就形成一种负面驱动，使各级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
　　三是财税收入仍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产值多少，这导致政府片面追求产值。
　　四是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国家所有，最终产品卖出去的收入也都归国家。人们认为，中间环节利润无所谓，所以计划经济定价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越是上游商品、越是生产要素，定价越低。从表面看，似乎要素价格越低越有利于生产，其实，价格扭曲会人为地鼓励多消耗，造成资源误配。
　　现在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价格都很低。作为资本价格的利率被人为压得很低，一旦遇到通货膨胀，资本的实际利率就可能变成零、甚至负利率。资本负利率相当于借了银行的钱不但不需要付利息，反而要银行倒贴。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借到钱谁就赚，自然会刺激人们多借钱、多筹资。
　　此外还有汇率问题。在出口导向之下，把人民币币值尽量压低，这样出口企业的成本就很低。但是，从长期来讲，这种方式不能给企业以压力，不利于技术进步、产品革新。
　　改革障碍
　　旧体制留下的这四个遗产，会自发地把中国经济拉回到传统的增长模式、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上。“十五”期间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十五”规划的主线是结构调整、结构优化。这本来是很正确的提法，是“九五”计划“转变增长方式”任务的延伸。可由于旧体制遗产的影响，“结构调整”这个提法变味了。
　　首先，调整的主体变味了。按照党的“十四大”的决定，应由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但在实际运作中，往往由政府按照自己的目标进行调整。
　　其次，调整的方向变味了。由于仍然用数量增长指标来考核政绩，调整偏向了那些产值大、税收多的部门。于是在２０世纪最后一两年出现了形象工程，各地用土地抵押换来大量银行贷款，建广场、大楼，经营城市。
　　到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则出现了政绩工程。当时大批新领导到岗，开始考虑政绩从哪来。于是出现了一种理论，说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要用重化工业去拉动国民经济。结果大量土地和资本投到这些部门，很快在２００３年就出现了过热。
　　扬短避长的增长
　　要提高效率、搞好经济，就应该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
　　中国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种资源禀赋条件下，用大量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来发展重化工业，这种做法无疑是在扬短避长。
　　中国发展了大量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如电解铝、硅铁、焦炭等。由于要素价格被扭曲，有些企业表面看来是赚钱的，其实它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损失。
　　２００３年，电解铝出口增加了６.９亿美元，但中国氧化铝和铝矾土资源的匮乏，抬高了世界铝矾土、氧化铝的价格，因此，电解铝生产成本实际上增加了６亿美元。若计入这个成本，２００３年电解铝出口净利润仅增加０.９亿美元。不仅如此，电解铝生产耗费了很多电。出口一吨电解铝，等于出口一千几百度能源当量，而能源是非常紧缺的物资，仅这一项造成的损失就超过１００亿元。
　　因此，从计入能耗后得到的结果看，中国不仅没有从电解铝出口增加中获得利润，反而净赔了９０多亿元。除此之外，它还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甚至生命损失。
　　在旧增长模式之下，企业在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方面着力不够，造成煤电油运和其他资源高度紧张，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另外，旧增长模式的主导产业——重化工业的就业容量非常小。大量宝贵资源被投放到一些就业潜力很差的地方，造成就业难度增加。近年来，就业对于GDP增长的弹性大大下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GDP每增长１％，就业增长０.４％左右；９０年代后期到现在，GDP每增长１％，就业只能增长０.１％，城市登记失业率迅速上升。
　　中国人卖“硬苦力”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服务业下降很快。中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低档国家，但中国的服务业仍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大多数企业仍在从事“微笑曲线”里附加值最低端的生产。正如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所说，中国人干的就是“卖硬苦力”。
　　“卖硬苦力”的结果是，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恶名，可利润大头却不在我们手上。在早期经济增长模式下，物质资本相对劳动的比重越来越高，在中国具体表现为投资与消费失衡。
　　投资与消费失衡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产能增长很快，最终消费不足，许多行业销售困难，如汽车、钢铁、氧化铝等；二是资本收入增加而劳动收入减少，使生活水平很难提高，贫富差距拉大；三是投入大量资产而回报很低。长此以往，银行积累起大量不良资产，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政府职能要到位
　　为改变这些状况，我们需要遵循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首先，我们需要学习西方先行工业国家，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发展服务业，尤其要发展高知识含量、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
　　就制造业而言，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尽力延伸，用最小的物质消耗，生产最大的价值，拉长价值链。
　　从物流业来说，要发展现代供应链管理。２１世纪的竞争不是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是产业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应链管理可以使企业在全球寻找性价比最优的地方投资或采购，它是不受国界限制的。
　　就信息产业而言，中国目前主要做的是硬件，是信息产业价值链中增值最低的那一部分。我们要在软件和服务上寻求突破，同时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此外，中国有１亿以上的农村人口要转向城市工商业经营，这是我们提高效率的特殊源泉。这些劳动力从低效部门转到高效部门，这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是一个很重要的潜在资源。
　　但要做到这些，最重要的前提是要建立好的体制，要消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体制障碍。也就是说，要把行政配置资源的模式转变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模式。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职能转变。
　　现在，政府有很多错位的地方。政府错位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府职能越位，代替市场配置资源。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往哪个方向发展、配备什么样的设备，都由领导决定，市场机制很难发挥作用。二是政府职能不到位。市场经济是需要政府来提供完善法制环境，稳定的宏观环境、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政府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尽人意。
　　就像温家宝总理在一个会议上讲的那样，现在我们的政府管了许多不应该管的事情，应该坚决地把这些事情还给个人、企业和中介组织，让他们自己来管。同时，政府要把应该管的事情认真管好。
　　总之，只有转变了政府职能，真正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徐寒梅根据录音整理） 

财经时报